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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96] 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·子道》，第533页。

出尤之人，能知圣人之教，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。杜恕奏有曰：世有乱人无乱法，若使法可任，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，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。

按刘邵曰：众人之明，能知辈士之数，而不能知第目之度。桓云：时有入心处，便觉咫尺玄门。汉晋之际，固重形检，而名检行检之名亦常见。注引《傅子》曰：嘏既达治好正，而有清理识要。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，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。

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，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，但须有以验其后。刘邵之论性情，比之于宋明诸儒。在对忧乐观念的掘发方面，孔子、孟子、荀子思想一脉相承，共同对早期中国文化的忧乐意识探索做出了独特性贡献，是在对抗时代忧患中产生的思想结晶。

忧患培育英才，困境砥砺意志。因自我具有价值，故易为他人所知，为社会所用。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孟子从忧患的反向用力角度对忧乐观作出了新的诠释，为儒学发展别开了一副新面目，打造了一片新天地。

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人忧而己不忧，因为此非君子所当忧之事。昏暗的君主过分追求一己之乐，带来国家昏乱、百姓忧患。

小人喜则显示出轻浮得意之态，忧则表现出挫败颓唐之感。孔子、孟子与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奠基与代表者，其忧乐观因具有源发性与独特性而值得探讨。孟子和荀子沿着孔子开创的忧乐观，各自走出了一条精彩纷呈的忧乐思想之路。小人者，其未得也，则忧不得。

君子无论处于喜还是忧的情绪中，均能够以静与和的心态实现自我开导与疏解。内圣与外王作为儒家思想之两面，在孔子那里圆融无碍、整全一体，而孟子则偏重探索内在于人、植根于心的内圣一面，荀子则着重推展外在于人群、立足于大众的外王一面。有忧则无患，无忧则患来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

追溯孔子、孟子、荀子三位圣贤的忧乐意识，能让我们增添文化自信，在经历风雨之时，走得更加从容与坚毅。但三者时代背景、问题意识等方面又有不同，所以其忧乐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。

忧乐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元意识，早已经刻画到华夏基因之中，流淌在民族血液之中，见证着中华民族从蛮荒走到文明，从古代进入现代的历史变迁，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持久不竭的澎湃动力来源。圣人以民之忧为忧，以民之乐为乐，实现了与民同忧乐的王道境界。

孟子忧乐观侧重忧患意识的阐发，是对孔子忧乐观的推扩与发展。当然，荀子忧乐观过分强调群体大众利益而缺乏个体关怀，可能会造成个体关怀缺失、忽视个体价值的弊病。独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这与荀子思想不重视内在超越而强调外在实践的思路密切相关。孔子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知关系，在人与人的相逢、相知之中，以己为主，重视自我的主体性、能动性，以完成个体修养的跃升。这一表面矛盾的说法，实则是因情境、语境不同所致，不可以形式逻辑的观点去苛求之。

与此相呼应的是夫子自道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三、荀子：珍视群体众生之忧乐与孟子侧重诠释忧患意识的正面价值不同，荀子对忧与乐提出了迥异而独到的见解。

孟子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，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思想冲击。忧的正面、积极义由于仁而反显出来，实现从忧到乐的转换，可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。

代代先贤思想与行为的不断接力，开辟了一条个人走向群体的路径，成就了大批民族中坚、社会脊梁。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

人若能自我反省，以严格的要求建立起自身可知之价值根基，他人自然会来与之相知，所谓德不孤，必有邻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他将个体定性为群体之中的个体而不是纯粹的孤岛，以此凝聚众人力量，成就美好前途。李泽厚于此处指出，与西方罪感文化、日本耻感文化不同，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乐感文化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荀子忧乐观是对孟子忧乐观的消解。如他讲舜窃负而逃、乐忘天下的虚拟故事，他讲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

不仅仅大人物如此，所有人皆然。孔子此处之忧是一种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之忧，是面向未来的、不确定性的忧患意识。

可惜的是，当时发问者与旁听者为谁，今天已经不能确知。礼乐之乐是与礼相对的乐，虽有与忧相对的含义，但与纯粹的情绪之忧有相当大的不同，所以不宜将此9次列入分析样本。

和孔子的圆融与随机指点不同，孟子更加侧重忧患意识的阐发，对战国中期乃至后来的人心与政治均有提点之功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读罢《论语》，人们可以读到夫子对门人弟子从为人、为学、为政三个层面毫无隐瞒的教诲与随机式指点，此所谓吾无隐乎尔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荀子忧乐观是建立在人间社会的真实情感与存在状态，而不是内在的不可言说、不可摹状的神秘境界。

若以忧乐圆融概括孟子与荀子的忧乐观，则有龃龉难通之惑。孔子说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

如果将作为整体化的中国文化比作大海，作为个体的思想家则是汇于海的川与流。较之孟子，荀子更加侧重国家与社群层面，实现了从个人修身到国家治理的更彻底转换。

唯有将时代问题与古典思想相结合，以此来思考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，才能创造出今日之新思想。荀子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以人间社会的礼义法度去忧得乐，而不是模糊界限的忧乐互换。